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

文/李桐

在“封杀”的问题上，央视和中国足协向来有共同语言。08年初，《足球之夜》给当时的谢亚龙主席打了“不客观”的评分，惹得足协无名火起，豪言封杀央视。后来有人说那不过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但吊诡的是，一年后的元宵节，央视的新大楼居然真就给烧了。又是一年二月，中国足球新年豪无新气象，惶惶如丧家之犬，于是轮到央视封杀国足，只不过五圈台这一回很像是玩真的。

韦大人赴任后首场外战，而且对手是日本，搁以往，这绝对是焦点访谈非常六加一，更为难得的是，比赛结果还不坏，那么在“中秋刚过，给大家拜个晚年”的美好祝福后，五道圈的同志们应该及时开动煽情的机器，在“飞得更高”的歌声嘹亮中，为观众娓娓道来中国足球一直坎坷但永远光明的前程。但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不但取消了计划内的直播，甚至在体育新闻中也没有给予任何关注，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当非典型的央视遭遇非典型的国足，一切就充满了神秘色彩。

联想到近来中国足球黑得惊动了《新闻联播》，并且动辄与《阿凡达》争抢娱乐新闻的版面，而五道圈的体育新闻和足球之夜却不再报道国足消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球迷与足记们的携手恶搞之下，国足终于被搞出体育界了。如果以上猜想成立，五圈台不转播国足比赛确在情里之中，虽然都是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作工作目标，但是如果刘健宏老师在足球之夜里讲述黑猩猩的故事，赵忠祥老师一定会很不高兴。

如果有人觉得以上解释很不靠谱，那我愿意借用消息灵通人士的一个更靠谱的解释：“高层授意央视不转播”。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之下，高层这个词同样极富神秘色彩，只要是高层想干的事，就一定能做成。我不关注这个高层有多高，我想知道的是高层为什么要干涉一场普通体育比赛的转播？

有人说不转播是为了防止比赛中再次出现假球现象。我完全不认同这种有罪推定的猜想，在扫黑抓赌如火如荼的今天，我无法想象会有人敢在这样的比赛中踢盘口球。如果真的有人冒雨作案，我只会对国足表达无限的同情，套用一句台词：我知道你们的道德可以沦丧到何等程度，但我真的想不到你们的智商竟会滑落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很牵强的话，我愿意将现在国足的处境和06世界杯上的意大利相比，姑且不谈知耻后勇，但就算是装，也得装个样子吧，所以，意大利拿到了世界杯，中国队逼平了日本队。我必须强调，曲波创造的那个匪夷所思的点球肯定不是假球，只不过他的停球技术实在太差了。

我也很不赞同不转播是为了防止国足惨败而影响到人民群众过一个祥和安乐春节心情的说法。事实上，除了吃足球饭的与一些号称国足再残废也是自己儿子的“原教旨主义”球迷外，现在很少人会在周六的黄金时间看这场比赛。何况，暴跌的股指、飞涨的房假与蠢蠢欲动的CPI都没能影响我们的节日心情，一场足球比赛的失利如何能影响到我们的祥和喜乐？真是如此的话，连秦刚先生都会忍不住再问一次：“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于是，我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中国足球评论的悖论，我只知道什么是错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如果有好奇者一定要探究原因，我建议去咨询小沈阳-----为什么呢？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宣布对此事负责。连一向对五圈台“全知道”的黄健翔也说想不明白这背后的原因，我等外人更是难解真相。当然，我们早就习惯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时代。如果有人想让我们接受什么（比如中国的汽油为什么要卖得比美国贵），一定会高调捧出一百个毋庸置疑的理由，但如果不想让我们知道什么，只需要插播公益广告，或者迎客松的图片。好在这一回不让我们知道的只是足球而已，无关民生大计。西谚有云“No news is good news.”对现今的国足而言，这句话实在直达心扉。

中国足球的买路钱

文/李桐

       为了直观地展现某豪门巨星众多，全世界的媒体都习惯采用货币化方式叙述，比如：皇马场上球员的总身价加起来超过了三亿欧元。但在中国队身上，似乎还没有人这么用过，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部分球员都还是计划经济定价，货不对版的缘故。不过随着某专业体育媒体首次将球员进入国字号球队的买路钱标准白纸黑字，我强烈建议中国的足球记者在未来的世界杯热身赛中如此表述：总身价250万人民币（按人均首发参加国际正式比赛20万元起的标准换算）的中国队惜败给总身价超过2.5亿欧元的法国队。

      每次中国队输球后，总有球迷感慨如果让他去也不会踢成那样，现在，所有报国无门的球迷有福了。根据某专业体育媒体最新爆料：

　　三万元（一次欧洲深度游）参加国少一次集训，八万块（一辆小排量汽车）可以到国青队混一混，十万块（深圳三平米的商品楼）加盟国家队，二十万（六年前，西藏登山队帮你圆一回登顶珠峰梦想的价）就能代表中国踢场国际正式大赛。

　　一直以来，满世界都在抨击中国足球是最贪婪无耻的地界，但根据这份价目表，我发现中国足球一直在做的原来都是小本买卖。且不说如今不上亿的贪腐案根本引不起媒体的兴趣，就是在体育界，同为买路钱，作为一个圈外人，我所知道的至少都有在北京奥运前，中南某省体育局副局长身怀千万级别的通货，在北京住了一个月，每天从一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每晚酒精考验，只为确保该省两位子弟能够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体操比赛。而另一专门大头冲下的中国传统优势项目的收钱历史与规模，也足以令中国足协在成绩之外，再次无法抬头做人。

　　当然，根据我国法律，三万块也足够大牢伺候，再说足球是集体项目，参与的人多，单价虽低，但架不住一个薄利多销。所以，不论其他，单是此事做实，南勇便是有去无回了。根据我们的国情，我大胆预测届时会有如下消息：南勇等获罪，中国足协上下情绪稳定。

著名的上书房行走马德兴昨天撰文说南勇和杨一民都是好人，是环境害了他们。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体制。我相信在网易这个所谓的十评中，一定会有篇幅留给体制，但中国足球的体制与其他行业的体制有如何不同？现在，我甚至看到了有非足球相关人士说看到了由足球为契机，突破全面的希望。多年之前，冀望以足球为点，突破体育行业转型的试验都失败了，现在居然妄想以足球撬动整个生态，估计友邦都要惊诧了。

 

　　与其不切实际的空想，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事。我绝不幻想抓了南勇或者更大的官，中国足球就能洗心革面了。如果真能革除中国足球买路钱的潜规则，这次打黑行动便算是巨大成功了，但只要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变，这已是登天难事。

　　买路钱，与之前的所有猛料一样，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很有阅读快感，但对圈内人来说，这还真不算什么秘密。这次爆料中提到2002年世界杯前，一位落选国脚就曾表示自己送钱送少了。但在更早之前，坊间流传的著名版本是孙继海家里穷，结果这个“除了足球技能之外一无所有的天才”，当时朱广沪眼中最有潜力的少年，最终因骨龄超龄一个月的原因没能随健力宝去巴西。后来，随着张效瑞忽然长大了两岁，以及李铁母亲那句著名的“咱铁子也是二十四五岁的大人”相继亮相，孙继海的故事就非常黑色幽默了。可惜，这个故事更多时候被演绎成了励志版本：孙继海没有因此沉沦，他去了海边，大海给了他力量，从此继续刻苦训练，结果比那批健力宝成员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综合起来，这就是一个很黑色幽默的励志故事。

　　每一次中国队输掉比赛，总有痛心疾首的球迷感叹难道13亿中国人就挑不出11个踢球的么？这是个伪问题，在从金字塔底部就要花钱垒的境地中，实在没有办法保证垒到最高处的就是11块最完美的石头。

　　从业余少年体校开始，哪一道门槛不需金钱垫脚？我不排除有善良正直的教练，就像我相信无论如何贪腐的国度，总有清廉的官员。但是，那不是大概率事件，这是一个连小学生当班干部都要送礼的环境，中国足球难道不是中国的足球么？

　　除了希望自己孩子踢职业球的家长会买路，一级级教练、体工队和地方足协、体育局也会为自己的运动员买路，在目前的体制下，成绩固然决定一切，但输送一个国家队员的成绩又要重于在低级别比赛中取得的成绩。也因为这样，中国足球长期“伤仲永”的故事也有了好的解释，随着当事人退出江湖，越来越多洗底的事件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那么多所谓的希望之星最终沦落，其实并不一定和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低有关。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从李华筠开始，中国出过多少与世界级巨星齐名的少年球星！1985年首届柯达杯世少赛，中国队闯进前八，当年的“神童”谢育新给全世界带来过惊喜；1991年的世少赛，邓乐军入选最佳阵容，在与皮耶罗的较量中还占据上风，但那一年号称16岁的邓乐军其实芳龄22。为了这些人造天才登上舞台，买路钱自然难免。

 

　　写到这里，我实在觉得很严肃地探讨这样一件事非常之无趣，就像我今天看到很多专家和媒体煞有其事地分析中国足球为什么会发生“买进国家队”的现象时，我觉得相当之搞笑。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中国么？

　　上一周，我在专栏中提倡广大球迷以娱乐的心态围观李承鹏与陈亦明的“假戏真做”，结果遭致部分群众大力抨击，其中有一位痛心疾首地教育我说：现在中国足球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危急时刻，看热闹是不对的，应该本着媒体人的良心，用如刀的笔，为中国足球彻底的“破”而尽一点力呢（大意如此）。在群犬吠日的时候，我非常愿意相信他的真诚，但是他不明白这真的就是一场娱乐行为，双方心照不宣地大打默契球，其中一方高举道德的大旗扮演正义，正是其中的最大笑点。

　　如果李承鹏与陈亦明是前戏，那么南勇和杨一民基本就是高潮了。现在所有媒体都铺天盖地的将有关扫黑打赌的海量信息倾泻给我们，否则似乎便是政治不正确，而标题党更是纷纷在行动，诸如“足协就是贪腐集中营”之类的遍地都是，大家集体享受着批判贪腐的快感，因为在中国，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全行业全国人民可以如此放心大胆地在媒体上反腐败，上一回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

　　从球队老板到足协副主席，如今被捞出的鱼越来越大，在一片集体狂欢的气氛中，群众们宜将剩勇追穷寇，力争再抓大鱼又一尾。很多人欢呼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那最后一个胜利是什么？就算你将中国足协的人和所有涉及钱权交易的都全抓起来，就真的胜利了么？至于后台，球队老板的后台是足协，足协的后台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后台就是国务院了。所以，这是另一个笑点，唯一不同的是，前一个笑是搞笑的笑，这一个是苦笑的笑。

 

阿乙：你将敏感词给删除后，文章怎么读都觉得别扭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3万，准军事部队2万，吉林军4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20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結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张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又是怎样的绝望与痛苦。

 

越围观，越娱乐

文/李桐

伟大的互联网总为我们呈现出其不意的惊喜，一年前，我们观赏“艳照门”，无数朴素的网民纷纷感慨如果不是互联网，做梦也想不到对张柏芝的了解能和谢霆锋一样全面而彻底。今年，我们围观足球版的“艳照门”，陈亦明出演去年的阿娇，而冠希由八千足记中的精英李承鹏担纲。虽然没有露点镜头，但他们动用了黄赌毒的全部元素，相当限制级。魔力鸟去年夏天痛斥中国足球记者水平低，却不知中国最好的足球记者早已转行娱乐界，和宋祖德老师争食去也。

作为中国足球记者中最勤奋的博客写作者，李承鹏这两天持续博到凌晨时分，面对陈前教头斗拳的邀约，他充分发扬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传统，将一篇篇战斗的檄文射向对手，射向《体坛周报》，射向中国足协。他说陈亦明在他的精确打击下，只剩下了形容词，但一直以来，李承鹏的文字除了形容词，也实在不剩下些什么。当然，作为当年八千足记惨烈争战后的幸存者，虽然李承鹏的文字未见提升，但拍砖的水准却蒸蒸日上，尤其是在当年《南体》一众牛人淡出江湖之后，他如果说第二，的确真没人敢称第一了。去年他独斗《体坛》四大名捕，挥洒自如，全身而退，便是明证。

 

这一次，李承鹏抢得先机，除了在博客中表示有人电话威胁他之外，还以相当的耐心地叙述了《羊城晚报》记者林本剑对他的采访，定义之“宋祖德式的采访方式”。但耐心读完他对陈亦明的所有指控，我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没有能够摆脱“宋祖德模式”。比如李承鹏说陈亦明为了躲债，跑去了南美。陈亦明说没去过南美，我一直在广州踢业余波，不信可以去查海关记录。于是李承鹏改口：没去南美，那你躲在广州，正好说明确实躲债，这是黑社会电影里暗渡陈仓之术。于是陈亦明就没话说了，换谁也没话说了。再比如陈亦明反击说你吸毒嫖娼，李承鹏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七绕八绕车轱辘话之后说你把话题纠缠到讨论好人坏人之上；陈亦明说那你是不是坏人，李承鹏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拿出好人坏人与打黑无关，并顺口调戏道好人一般无才华。说到这个地步，除了改换话题，否则这砖就没法拍了。

所以，我最初看到和李承鹏叫板的是陈亦明时，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较量，除了球事别无长项的前网络时代的足球教练如何抵挡得住李承鹏式的牙尖嘴利，但很快我发现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网上有人认为陈亦明傻，在要武斗不要文斗的倡议中弄出个法庭盘口，很是此地无银，李承鹏也自以为发现了破绽，劈空一掌，却如同打在棉花之上。老江湖原来自有江湖术，陈亦明在接受采访时一口承认他确实赌过球，还是百万级别的，还打过假球。在素来以母性著称的中国足球界，这样的表白相当加分。在中国这个赌文化盛行的国家，赌球本就不希奇，尤其是整日与足球为伴的业内人，有几人没下过注？李承鹏就算没赌过球，麻将总是打过的吧，如果不涉及操纵比赛内部交易，赌球与麻将本就没什么区别，至于赌注大小，那只是财力与沉迷程度之别。

但在李承鹏笔下，陈亦明不但坐庄，竟还是将赌球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赌球可以承认，坐庄必须澄清，陈亦明的逻辑显然是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毕竟赌球和吸毒嫖娼一样，属于个人爱好，最多上升到个人品质，但坐庄，在现行法律下，那是要大牢伺候的。而且李承鹏关于坐庄的指控本就不靠谱，在节目中他也承认了那段不是他写的，但这不妨碍他坚定的指控，李承鹏说我找两个挂你名字的网站给你看，我有链接的。陈亦明说我没坐庄，我做幕后嘉宾。的确，如果仅凭这个就能指控坐庄，公安机关可以立刻把各体育媒体的解说员、记者和编辑都给拉了。所以我很理解说不过李承鹏的陈教头要换一种玩法了，要么以钱搏是非，要么用拳头论输赢。

可惜历史一再证明，真相从来就不是在拍砖中被发现的。是精彩的砖战，越是令真相扑朔迷离，而且极容易误入歧途，将本来要讨论的问题越扯越淡。李承鹏深谙乾坤大挪移之法，所以他在博客中洋洋得意地炫耀在他和体坛的砖头战之后，体坛老总就被双轨了，但这是比较低端的乾坤大挪移越心法，我甚至觉得这是当年他想加盟体坛被拒后留下的心理阴影，逮着机会就报复一下，但这只会透露出他内心的不自信，。李承鹏在博客中以很长的篇幅诉说北京体育偏袒对手，但他没注意到，在整个访谈节目中，他的目光一直很游移，而陈教头的表现则更淡定，如果可以武断地下个结论，我想以下陈述比较靠谱：陈亦明并不纯洁，但李承鹏也非好鸟。借用李承鹏的话说，谁觉得我诽谤，可以去告我。

 

坦率地说，以前圈内很多人都对李承鹏没什么好印象，认为他为人阴险且心胸狭窄，但这两年由于他在汶川地震后的一些表现，我却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但这一次事件让我相信让一个人改变价值观的难度都比不上让他改变性格的难度。

当然，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李承鹏如此高调宣战，无非炒个人气而已。记得去年李承鹏在中国队被淘汰出世界杯预选赛后高调表示从此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放弃写中国足球。我理解他的反复无常，除了这个，他还能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有这样一个说法：李承鹏是中国唯一一个靠骂人就可以生活的记者。我觉得正确的说法是他是中国唯一一个靠骂人可以生活的足球记者。靠骂人生活很快意恩仇，但必须保持热度，如果谁都不关注你，你就是骂破天也没用的，毕竟西北风不足以慰籍饥肠辘辘。

从技术上讲，骂人也讲究天时地利，否则何必现在才扮演挑战中国足球黑暗势力的圣洁斗士？早干什么去了？书中指控的那些事可都是陈年往事。所以，还不是看中了现在大环境下，这种书可能畅销罢了，虽然说李承鹏是中国唯一可以靠骂人生活的足球记者，但谁都知道，在这个时代，靠媒体稿费，怎么弄也就一小康，想致富，得靠版税，还得是畅销书的版税，可现在中国人越来越不把足球当回事了，想畅销，就得有卖点，赌球现在已经不是卖点了，那么只好往坐庄上靠。

否则，如果真的像他所说那班疾恶如仇，应该将那些罪证送递公堂才是，又怎么会只出本书了事？莫非想舆论救国？可是这种书分明无法抵达天听的。至于说如果陈亦明上法院，就一定奉陪之类，更是鬼话，现在究竟谁在占据道德制高点啊？陈亦明倒是聪明人，说不会去打官司。因为陆幽就是最好的先例，有人就怕你不打官司呢，是不是？这个问题请宋祖德老师回答。

行文至此，这一剧情老套的文笔案基本脉络清晰了。不管下回如何分解，但执著于分辨好人坏人游戏的人群估计要失望。这一事件唯一的价值只在于它再次证明了中国足球的娱乐至死的精神，两位都是好演员。新年将至，人民群众需要笑点，就让我们继续紧密围观吧。

 

    

            

 

 

为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文/李桐

 

一

　　漆黑的剧场，拥挤的人群，以及舞台上抵抗无边黑暗的孤独光影。2010年1月8日的夜，我与赖声川的《宝岛一村》悄悄邂逅，与以往我看过的所有话剧一样，背景大抵如此，唯一不同的是，在三个半小时的漫长旅程中，我一次次清晰地听到有人轻声哭泣。戏如人生，无悲喜不成剧。然而在那一个寻常的冬日夜晚，欢笑只在瞬间爆发，忧伤却永恒。

　　当眷村二代们追逐打斗之时，我忽然不合时宜地联想起起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军人子弟，同是集体主义的孤儿，唯一不同的是，胜利者居住在大院，象征着权力与荣耀，失败者栖居于眷村，预示了挫败和悲情，大院的孩子们幻想要解放全人类，将鲜艳的战旗插上白宫，而眷村的子弟即便不如他们的长辈那样，心中写满乡愁，憧憬的不过只是孤岛上的城市文明。1940年代的中后期，还来不及放下同御外辱的豪情，他们的父辈便在战场上白刃相向，手足相残，这个民族无数的精英在一次次的杀戮中陨殁；最终胜负判定，成王败寇，无限恩怨付诸一道宽阔的海峡。

 

二

　　冯翊纲的一口山东乡音让我想起1949年的端午节。那一天，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十万国军衔枚噤声疾走，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船只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两千军人被遗落在码头上无法上船，随后爆发了大规模骚动。与那些被抛弃的袍泽相比，剧中的老朱是幸，还是不幸？在历史的大潮中，人命如蚁，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在随后的日子里，西岸，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东岸，从一个乡愁坠入另一个乡愁。悠悠一甲子，他们的文字繁简有别，他们的语言平仄不一，但无论怎样，共同的历史、饮食、血统，以及肤色，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象彼此以为的那么遥远。

　　赖声川和王伟忠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一次战争移民的故事，似乎，它与生活在西岸的大多数并无关联，但是否因为血脉的关系，总有一些情感让你似曾相识。舞台上，当蒋公辞世的消息传来，老兵们那种绝望而无助的表情，在海峡这边的红色巨人陨落后，同样写在亿万普通民众的脸上。老兵们绝望于从此没有人可以带他们回到故乡，这一边的人们是绝望于从此没有人能引领他们走向共产主义么？

 

三

　　那一个寻常的冬日夜晚，我浸泡在《宝岛一村》的气场中，在几乎窒息的时刻，我明白，那是因为我被屈中恒和万芳们裹挟进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这绝不是只属于台湾眷村的故事。眷村的欢喜与悲伤、希望与绝望，同样属于海峡这一边跑步迈进共产主义运动中因饥荒而跑步迈进死亡的三千万同胞（这超越了自918日本侵华以来中国在战争中的全部人口损失）、上山下乡的一代中国青年、戍边垦荒最终老无所养的几代兵团战士和国营工厂的失业工人、一个个伟大工程后面背井离乡的人群、在许多次战争中将鲜血与生命留在南疆及异域，但随后被遗忘的军人、以及全球化时代里，将健康与青春奉献给城市却永远无法为城市接纳的新时代的中国农民。

　　或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些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们，《宝岛一村》才能在意识形态迥异的西岸得到如此多的共鸣，收获如此热烈的掌声。

 

四

　　王伟忠说这是一个不说就很可能会随时消逝的故事。在眷村消逝后，那些发生在眷村的故事必将在时间的流转中被人遗忘，我了解这种来自内心的紧迫感，就像，在古老的城墙与胡同被暴力拆除之后，那些属于城市的千年的历史正在成为纸上的传说。

　　但王伟忠已足够令海峡这边的同行们感到羞愧。或许是同宗的缘故，海峡两岸的人们一样擅长破旧迎新，区别只在于，作为移民文化大成之地的台湾，更多一点对历史的敬畏，更多几分拒绝遗忘的勇气。在伟大的和谐盛世，我们不但有太多不说就可能会随时消逝的故事，还有更多黑白颠倒被当史实流传的谎言。

　　小时侯，在我们的教科书和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传媒中：国军都有一个另一个名字----蒋匪军，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以为国军是国民党军的简称，后来才羞愧地发现，国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

　　同样，与台湾及全世界关于中国抗战史的记载不同，我们接受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抗战史----国军都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日本兵是被小兵张嘎、高家庄的民兵们，最多是李云龙们打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长城会战、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太原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也不知道中国远征军，因为李宗仁想埋骨乡梓，才勉强有了一部关于台儿庄的电影；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令日本人胆寒杜聿明、张灵甫们只是战犯或国民党反革命，相反千古汉奸张学良却因为救党有功被塑造成民族英雄。和很多人一样，在重新了解历史后，我内心充满了悲伤。 

五
　　胜利者的故事可以如电影，随意的剪辑涂抹，运用大量特技；失败者的人生只能如话剧，在寂寞的舞台上独自讲述，然后默默承受战争的重压、离愁的暗伤。眷村的第一个春节，这些流离失所的老兵们面对明月，唱着《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或是他们的家乡，或许，他们曾在白山黑水的土地上见证过太多的死亡与苦难。

　　在我的教科书中，与血腥的锦州之战不同，长春被称为光荣的“和平解放”。这个和平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当时，长春市民人口有五十万，加上无数从外地躲避战乱而来的难民，总人数大抵在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半年的“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的统计说，全城人口剩下十七万人。总人数取下限，那么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人口蒸发了六十三万。这六十三万人中，很少有能在围城中离开的，因为林彪自5月30日便决定了封锁长春，封锁一切通道：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但城里，不只有蒋匪军。

　　十万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引自龙应台（大江大海，我的1949）

　　取最大值，就算一半是死于战斗的军人和殁于流弹、炮火的平民，也有三十万人死于饥饿。三十万，我唯一能联想起的只有南京。但在那场悲伤的战争中，不只有一个长春。

　　如此，那些能够在1950年的春节，在异乡的土地上高唱《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的亚细亚的孤儿们，是幸运，还是不幸？

 

六

　　不知道宋少卿演绎的周宁是否在长春之战中向解放军的阵地投下过炸弹，他在八年抗战中是否曾有过冒死与日军空中角力的故事？无论是反革命战犯，还是抗日英雄，和无数同时代的青年一样，他也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但在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由大江走向大海，在异乡的明月下，他栖息于眷村的士兵简陋宿舍中，慢慢地衰老。烈士暮年，终于重新踏上江南的土地，见证埋葬他父母的、战友的孤独的坟茔。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曾经豪情万丈、少年壮志，但在历史的大潮褪后，所有人都在裸泳。

　　这部戏的宣传单张上有这样的句子：这是一个生命故事、历史故事，也是快乐又动人的故事。但在那些被遗忘的历史面前，快乐是短暂的，悲伤却永恒。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种关于《宝岛一村》的解读。以上，是我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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